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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是古代欧洲历史上的一个概念。汪达尔人是古代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他们于公元439年在北非建立了汪达尔王国,并于455年渡海占领了罗马,洗劫并摧毁了罗马14天。从那以后,欧洲词典增加了“故意破坏”一词,用来指在人类社会大规模破坏文化遗迹和人类文明成就的所有行为。

庄子是中国古代的智者,王大耳是古代欧洲的野蛮人。它们是不同的,所以为什么要比较它们呢?请看庄子的一句名言:

拒绝圣人和放弃智慧,小偷会停下来;弃玉毁珠宝,盗贼不会发生。烧了这封信,砸了这封信,人们就会明白了。打破水桶,打破称重仪器,人们不会争辩。只有通过摧毁世界上神圣的知识法则,人们才能参与讨论;扰乱六大法则,摧毁竖琴,堵住师旷的耳朵,世界上的每个人都会警觉起来;破坏掉这些装饰品,打碎这五个收藏品,把眼睛从朱身上移开,那么世界之初每个人都会看得清清楚楚。摧毁钩绳,放弃规则,折断工人的手指,世界上的人都有自己的聪明才智。(《庄子的巢穴》)

庄子与汪达尔主义

汪达尔人刚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作为野蛮人,他们似乎无力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所以似乎没有“教义”。面对没落的天堂和没落的世界,庄子只是抱怨,并没有真的糊住梨竹的眼睛,砍掉他的手指。他并没有像汪达尔人那样真的杀人放火,这在历史上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所以他似乎不能等同于汪达尔人。然而,让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是非常有趣的:例如,有些人想捍卫汪达尔人的伟大的破坏性行为的合理性,甚至想到庄子式的智慧——罗马人已经堕落了,只想享受,不想进步,而应该受到惩罚;罗马人尽力炫耀人类的智慧,这种智慧远离天地大道,需要重新创造;不要折断,不要站立,等等。这听起来不是很棒吗?如果上帝完善了伟大的哲学家庄子,并允许他胡作非为,庄子会像汪达尔人一样拒绝天赐良机,以实现和验证他的自然理念吗?恐怕不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把庄子理解为汪达尔人的概念代言人,而汪达尔人是庄子反文化立场的忠实信徒。庄子可以为汪达尔人的非理性破坏行为提供理性的概念支持,汪达尔人却做了很大的文化破坏,这在庄子的极端思想下是可能做到的,但是失败了或者不敢做。他们在精神和心理层面上似乎有一些共同之处——他们的反文明和反文化立场,以及粗鲁行为背后的非理性情绪和极端主义思维模式。因此,认真研究引导破坏分子抢劫和破坏的潜在心理意识比谴责他们的破坏本身更有价值;认真思考庄子的反文化立场、非理性情感和极端主义思维方式,远比欣赏其反儒家修辞的美学效果更有意义。像庄子的许多思想一样,庄子的上述言论有其自身的根源:

庄子与汪达尔主义

五种颜色是盲的;五音不全;五种口味令人耳目一新;飞奔的狩猎让人疯狂;稀有商品令人讨厌。(《老子》第十二章)

绝望而抛弃智慧,人民受益百倍;仁者弃义,忠孝为民;不幸的是放弃利润,小偷不存在。(《老子》第十九章)

由此可见,庄子只是用更强烈的语言表达了道家对以儒家礼乐为代表的人类文明的厌恶和对人类文明的极端非理性的情感。事实证明,老子隐藏了人类文化中的“破坏”情结。从理论上讲,庄子并没有超越老子,老子提出的“绝对”和“舍弃”概念可以证明他的反文化立场、非理性情感和极端主义思维方式。

永远不要认为“故意破坏”只是古代社会的一种原始和野蛮的现象。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的现代人将不再有这样粗鲁的行为。据说哲学家是理性最发达的人,是人类理性和智慧的代言人。然而,老、庄的上述言论所表现出来的极端情绪、破坏热情和坚决态度,与普通人甚至野蛮人并无二致。更为神秘的是,老、庄对人类极端的反文化行为——逆天道而行——给出了雄辩的理性论证。根据这一概念,几乎所有人类的文化行为和文明成果都是非自然的、不必要的和荒谬的,对这些成果的破坏并不是错误的,甚至可以理解为人类自觉实现回归天道的必要前提。只有跳出道家的立场,我们才能认识到,不管人们提出什么具体的理由,不管这些理由听起来多么神圣和富有诗意,所有破坏文化和文明的行为都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心理伤害,都会纵容和助长人类固有的野性。

庄子与汪达尔主义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进入文明时代后,有组织的大规模“破坏”破坏悲剧不断发生,夺走了生命,毁坏了东西。不同的是,汪达尔人太简单了,无法为他们的野蛮行为进行漂亮的辩护;然而,后汪达尔时代的每一场灾难似乎都有非常美好和高尚的理由。在文明时代,当从事破坏文化和挑战人类良知底线的“破坏”活动时,所有民族都非常投入和自信,他们似乎都在做伟大的工作。他们的毁灭和掠夺似乎比创造和给予更加光荣。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朝代的更迭都伴随着令人发指的焚城杀人事件,项羽和张的故事至今令人震惊。当希特勒的手下把大量犹太人赶到火葬场,当塔利班士兵炸毁巴米扬佛像时,他们哪一次没有优美的语言,哪一次他们的主人公没有感受到至高无上的荣耀?然而,历史将证明,理性的毁灭比没有理性的毁灭更可怕,甚至更邪恶。人类抽象地称自己为理性动物是没有用的。只有当每个人都能在日常生活行为中保持正确、平和的理性思维习惯和自力更生、宽容的仁慈良知,悲剧才能减少。对人类来说,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理性宽容是一种福气,极端是恶魔,理性是人类命运的守护神。

庄子与汪达尔主义

不要认为“故意破坏”只是少数人的精神疾病和愚蠢行为,它是普遍的人性,是我们每个人天生拥有的内在阴暗面。请思考我们是否有这样的想法或倾向:我们宁愿毁掉我们得不到的好东西,也不愿让别人享受它们;在不劳而获和独立生活之间,抢夺别人的东西更令人愉快;你不喜欢的最好是立即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没有任何其他原因,等等。这表明利己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是人的本性,人类不是纯粹理性的动物。利己本能和极端情绪,只要有外部机会,任何人都可以做荒谬和罪恶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潜在的破坏者。只是因为公共理性——法律和伦理的约束,大多数普通人只是在心里思考,这不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然而,有思想的思想家、宗教学者和政治家,如果被特殊的历史机遇所满足,就会把自己的个人利益、利益和价值观融入社会需求和历史使命,带领一大群失去独立理性判断的人,在极其美丽和神圣的口号下进行大屠杀和掠夺。

庄子与汪达尔主义

在极其冷酷的历史理性和哲学智慧背后,老子隐藏着非理性的极端主义思维倾向;庄子的诗意浪漫背后,隐藏着一种难以察觉的野蛮和鲁莽。他鄙视和憎恨人类所有的文化行为和文明成果,这是他的共同心理态度,因为他相信自然的不作为,而自然的不作为只会成为“故意破坏”的思想温床。

大师说:“发起人没有前途!”作为一个启迪世界智慧的哲学家,他在说话和写书的时候可能会粗心大意!以庄子为镜,我们发现自己,他的肺腑之言正抓挠着我们每个人的痒处——自利、自负和非理性的极端情绪。从这个意义上说,庄子上面所表达的不是道家对人类文明的独特偏见,而是我们每个人心中可能有的肮脏秘密。在利己主义和极端主义方面,人们有着相同的心,中国古代和现代与西方没有区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轻率地把庄子和完达族联系起来。一个国家是否成熟取决于它对非理性极端思想的免疫力和抵抗力。一个时代是否文明取决于它对前几代人和其他民族文明成就的尊重。在社会转型时期,“打砸抢”有再次发生的危险,所以提倡理性和宽容,警惕极端和偏执是及时的。

标题:庄子与汪达尔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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