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应“追赶周期”规律管理好追赶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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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罗

3月2日，在第二届中英发展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贾珏代表课题组就后发经济体的“追赶周期”发表了专题演讲。

沈嘉说，与世界技术前沿的距离决定了后发展国家的增长潜力，而更为落后的国家有机会实现与中国同样的高速增长。当然，后发展国家的技术和经济追赶不是自动实现的，而是通过不断调整和优化发展战略、制度建设、治理结构、社会基础等因素来支撑的。

主流解释不能很好地解释后发展经济体的增长模式

沈嘉表示，典型工业化国家的长期增长道路非常稳定且缓慢。依靠这种长期持续稳定的增长，技术前沿国家已经达到了发达状态。

与此不同的是，在后发展经济体，比如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后的几十年里，人均gdp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实现了快速增长。即使在低收入经济体，中国在此期间的增长率也非常惊人。在1949年之前的大约100年里，中国几乎没有增长。

沈嘉说，主流的解释不能解释像中国这样快速增长的原因，所以会导致一些令人愤慨的观点。例如，哈佛大学教授、前美国财政部长萨默斯及其合作者于2014年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发表了一篇论文，哈佛大学另一位著名教授巴罗也于2016年在研究局发表了一篇工作论文。他们都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未来将迅速达到全球平均回报率，并可能回落到2%。

“萨默斯文章背后隐含的解释是，中国过去的增长主要是由于无法解释的运气。运气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中国的高增长不仅仅依赖于运气，而是有其他合乎逻辑的解释，只要与这些解释相对应的因素得以保持，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不会像萨默斯所说的那样快，它将增长到全球平均回报率。因此，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关系到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韦嘉说。

与世界技术前沿的距离决定了后发展国家的增长潜力

该研究小组成员刘表示:“围绕经济增长，许多文献尽可能追溯最外生或最深层的解释因素，如地理、文化、人类学特征、制度、战略和政策等。这种寻找最外生解释的努力无疑是最重要的。然而，目前的主流解释并没有完全理解这些外生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传导因素。如果我们不正确认识中间传导环节，那么经济追赶的解释就肯定不成立。这就像不知道感冒和发烧之间的中间环节是白细胞的增加。”目前，对经济追赶的主流解释主要集中在资本积累上，而很少关注技术进步速度的变化。

沈嘉认为，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少，但并不是唯一的。战后，一些国家和地区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包括日本、台湾和韩国。这些经济体的典型追赶轨迹是一个“追赶周期”，包括三个阶段:起飞、快速增长和着陆。

那么，“追赶周期”的基本机制是什么？沈嘉说，只要我们充分理解经典增长理论框架的内容，我们就可以为“追赶周期”提供一个基本的解释。典型的增长理论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分解成三个部分，一个是生产率的增长，或者是技术的进步；第二，物质资本的积累；第三，劳动力投入增加。其中，生产率增长是一个长期因素，在主流解释中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低值的常数。然而，这一假设只适用于世界上的前沿国家，这与后发展国家的现实不符。这是因为后发展国家可以通过学习和模仿，以非常低的成本实现比发达国家更快的技术进步。将这一思想引入经典增长理论框架后，形成的解释更符合“追赶周期”。

沈嘉说，后发展经济体技术进步速度的变化和资本积累带来的收益递减相结合，可以解释“追赶周期”。技术进步的速度可以抵消资本收益递减的影响，经济将起飞并经历一个高速追赶的平台期；随着与前沿国家差距的缩小，技术进步速度放缓，不足以抵消资本积累带来的收益递减，经济增长率向前沿国家趋同。

他还表示，这种追赶周期可能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也不是自动实现的，而是由发展战略、制度建设、治理结构和社会基础等一系列因素支撑的。因此，如何将增长潜力转化为实际增长应该是下一步继续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