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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健

1955年3月1日,第二套人民币发行。就在几个月后,来自南方的消息称,红色的一美元纸币严重变色、褪色,并在流通中失去了墨水,这使得大众很难辨别这种新货币是不是真的。一些人写信给中国人民银行,用激烈的言辞批评新版人民币的质量。

中国人民银行立即指示印刷局进行调查。周恩来总理指示:尽快查明原因,确定是政治原因(敌人破坏)还是技术原因(产品质量)。

关于政治原因(敌特破坏),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公安部门介入了调查。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公安部门把注意力集中在台湾的敌特上,主要是因为当时敌特在大陆严重存在。当然,经过一段时间的仔细调查和仔细了解,没有发现敌特破坏的线索和痕迹,这一因素被消除了。

关于技术原因(产品质量),印刷局于1955年7月向中国人民银行报告了调查情况。8月,相关材料被提交给中国科学院。经过两个多月的仔细实验,我们终于找到了新人民币变粘的真正原因。随后,研究报告正式提交给周恩来总理。在这一点上,轰动一时的一美元凭证墨水熔化并变得粘稠的原因得到了彻底的调查,这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钞票被放在柏木容器中。柏树含有挥发性精油(或焦油),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下挥发并与钞票油墨的表面膜接触,油墨熔化变粘。从专业角度看,芝麻油香精的挥发是油墨粘度的外因,而油墨表面膜本身韧性差是油墨粘度的内因。

当年的“红与黑”

1956年9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向李先念副总理报告,并将新版人民币一元券转交给周恩来总理。其中,面墨问题在印钞领域引起了很大争议。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和敏感的问题。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意见,在对各种颜色的钞票进行测试后,发现黑色墨水具有最稳定的性能,耐酸碱性,并且比其他钞票更均匀。建议新版的一元券用黑色墨水打印,这样券就可以耐用了。当时,关于纸币的颜色,争议的焦点主要是在天安门广场使用黑色油墨印刷是否合适。10月7日,中央领导作出指示:关于新票的颜色,可以指示银行继续做一些测试,并在最终确定前发送各种样品。

当年的“红与黑”

根据中央政府的指示,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了几次试验,并就钞票的颜色广泛征求了意见。最后,在1956年2月,它再次提交了两个新的油墨样品(红色和黑色)进行审查,并客观地提出了这两种颜色样品各自的优缺点。经过与苏联专家的研究,目前的一美元凭证被认为是红色的,修改后为一美元。他们说他们仍然使用红色。我们的观点是,尽管黑色有它的缺点,但与它的优点和缺点相比,它仍然有许多优点。因此,建议改用黑色印刷。

当年的“红与黑”

1956年2月,李先念副总理提出:我认为还是用黑色好。银行提出的布莱克的所有缺点都可以解释。纸币上天安门广场的颜色不必与实际颜色相同。如果群众有什么意见,他们可以很清楚地告诉大家,根据红色一元钞票发行以来的流通情况和实验,已经证明黑色比红色更耐用。同月,陈云副总理报道了周恩来总理的意见:我认为黑色更好,主要是因为墨水耐磨。2月14日,周恩来总理指示他同意采用黑色。至此,第二套人民币一元券(黑色)1956年版应运而生。这张一美元的代金券于1961年3月25日公开发行。

当年的“红与黑”

到目前为止,两张一美元的代金券已经成为硬币收藏中的热门收藏。在这里,既有流传时间长、发行量少的原因,也有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值得后人回味和阅读的原因。我们珍惜的不仅仅是钞票,还有历史和文化。

标题:当年的“红与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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