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深化之年：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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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是深化供应方结构改革的一年。在最近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推进“三比一、一减一补”，五大任务要取得实质性进展。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首席经济学家朱宝良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人人受益的改革已经结束。改革的其余部分涉及利益的调整，这将不可避免地使一些人受益，损害其他人，所有这些都是难以咀嚼的骨头。

过去一年在去产能、去杠杆化和降低成本方面的困难和困境仍将是2017年供应方改革的挑战。许多专家表示，产能削减应该适度优化，更加灵活，并与技术升级和产业调整相结合；去杠杆化的关键是提高非金融企业的生存能力，抑制金融市场投机带来的金融杠杆；除了降低税费外，降低成本还应该促进经济和社会改革，这是减轻企业负担的根本途径和更艰巨的任务。

断电困难

2016年，4500万吨钢铁和2.5亿吨煤炭被提前移除。大多数省份都宣布已经超额完成年度目标，江西、陕西等产能削减任务较少的省份甚至在一年内完成了整个“十三五”钢铁产能削减目标。

行政手段的产生可以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在目标完成的背后，钢铁企业和煤炭企业的债务问题依然存在；2016年，规模较小、设备相对落后的私营企业钢厂承担了大部分产能削减任务；防止反淘汰过程中的去产能是值得关注的；在价格提高和行业效率提高的背景下，过剩产能是否有死灰复燃的可能；如何安置大量人口是新一年减容工作中需要考虑的问题。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进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去产能过程中存在三个主要问题:资金从哪里来，人们去哪里，债务在哪里出售。目前，由国家资金担保、中央企业自有资金拉动的产能过剩问题相对容易解决。然而，人员安置和债务问题仍然面临巨大压力。2016年，产能削减开局良好，积累了一些经验。进入关键时期和最后时期将更加困难。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专家李全功表示，虽然钢铁行业在2016年提前完成了4500万吨的减容任务，但这只是数量上的，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比如债务和冗员等。其中，国有钢铁企业的大部分富余人员通过转岗进行内部消化，富余人员的负担仍由国有企业承担。大量产能过剩钢铁企业的债务仍被搁置，而国有企业的债务规模过大，债务违约预警风险依然频繁存在。

据卡斯特尔首席分析师胡艳萍称，2016年，私营企业占钢铁产能的73%。胡艳萍说，目前，每吨木材损失超过50元的钢厂都是国有企业。相比之下，私营钢厂的利润要好得多。在头九个月，利润超过4亿元的私营钢铁厂已经达到32家。原全国中小冶金企业商会名誉会长赵也指出，2016年河北省淘汰的1600万吨产能中，约97%由民营企业完成，3%~5%由国有企业完成。

当民营企业的过剩产能被清除后，国有企业将更难摆脱产能的硬骨头。李进表示，在这一轮裁员中，并没有出现年初令人担忧的裁员浪潮，大多数被裁企业采取了转岗、提前退休等多种方式安置员工，保证了裁员的顺利进行，但也给企业带来了更大的负担。

在去产能过程中，刚性的去产能政策与灵活的需求波动之间存在矛盾。一些行业的供给不能及时响应需求变化，导致阶段性和局部性的供给短缺，从而导致价格和企业利润的急剧上升，从而降低了去产能的意愿。

面对这种情况，光大证券(601788，BUY)首席经济学家许高认为，2017年的产能削减政策可以在保持现有基调不变的基础上适当优化。供给方的产能削减需要与需求方的稳定增长有机结合，产能削减应该更加灵活，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的作用。

此外，去产能政策可以与技术升级和产业布局调整更有机地结合起来。“2017年的产能削减政策可以让更大的空关注相关产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因此，可以通过引导技术进步和改善环境保护要求来促进产业的新陈代谢，并且可以在抑制产能过剩的同时实现产业的优化和升级。”许高说。

担心去杠杆化

大约17年前的债转股是当时应对危机的权宜之计。它并没有实质性地促进国有企业的转换机制、治理结构和管理，而是掩盖了企业内部的一些问题。一些本应破产退出市场的企业幸存了下来，其中许多企业今天已经变成了僵尸企业。

2016年10月，随着国务院《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发布，中国新一轮债转股的帷幕正式拉开，这表明政府不会包揽所有口袋，也不会“拉拉扯扯”，不会给“僵尸企业”提供免费午餐。业内人士分析，如果没有对上一轮债转股的反思和总结，缺乏监管，走弯路的可能性会增加。

攀钢原副总经理周认为，如果债转股只是表面上看企业资产负债表好看，银行不良资产减少，实际上只是不良资产的转移和打包，并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相反，它可能掩盖企业债务和银行不良资产危机，推迟结构调整、企业转型和去杠杆化的时机，继续扭曲金融资产配置，误导决策和改革。

他建议，在下一步，要解决这些企业的问题，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企业的内部改革和管理上。任何人都不应该为企业造成的巨大损失负责，而应该让国有银行通过债转股来支付账单。

李进还认为，与前一轮债转股不同，这次债转股的思路是市场化，一个企业，一个政策，政府不覆盖。毕竟，债转股是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治标措施，只适用于一些有发展前景且容易盘活的企业。债转股不能用来降低企业摆脱困境、将风险和负担转移给银行机构的杠杆。债转股不应该被广泛推广。

资本全球宏观对冲基金(Capital Global Macro Hedge Fund)董事长刘写道，“去杠杆化”的任务进展缓慢，2016年中国整体经济仍在增加杠杆。中国的“去杠杆化”问题具有结构性特征，总体杠杆水平高并不意味着会爆发风险。目前，高杠杆的压力主要来自非金融企业部门，尤其是产能过剩行业的国有企业部门。这部分杠杆率将来可能会转移到政府部门或常驻部门，但问题的关键是要增强非金融企业的生存能力，而不是简单地转移杠杆率。

刘认为，当前金融周期处于高位运行阶段，在这一“去杠杆化”时期，应更加关注信用风险对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影响。从“债转股”和地方政府债券互换等一些治标不治本的政策措施来看，这可能会缓解暂时的债务压力，但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提高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和改革金融监管体制。

2017年，虽然央行货币政策的基调仍然“稳定”，但其内涵却发生了明显变化。去杠杆化、挤压泡沫和防范风险将变得重要，甚至成为政策考虑的首要因素。许高表示，2017年，去杠杆化仍将是宏观政策的核心任务之一。中国去杠杆化的重点应该是抑制金融市场投机带来的金融杠杆。然而，空.应该为中国的健康有序发展留出相当于中国整个社会总债务规模的杠杆

降低成本的困难

近日，第一财经首席执行官周拜访福耀玻璃(600660，BUY)集团董事长曹的视频开始走红，并继续播放。曹的话再次引发了关于税收负担的公开争论。如今，经济形势严峻，企业税负意识强烈。劳动力成本上升、税收负担过重、落后的产能过剩以及金融和房地产挤压了实体经济...这些问题是制约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瓶颈(Aiji、净值、信息)，也是改革的前沿。为什么企业觉得税收负担增加了，而国家却在减税？

今年上半年，天津财经大学的李炜光教授带领一个研究小组调查了私营企业主的税收负担。调查发现，87%的企业家认为税收负担越来越重。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分析说，单就制造业税负而言，与美国相比，中国企业承担的税负确实更高。主要是因为中美两国的税收制度不同，美国对企业的征税较少，主要是家庭和个人纳税；但是，中国的增值税是最大的税种，主要是对企业征收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以振兴实体经济为重点”，把振兴实体经济作为供应方结构改革的主要任务，并提出了非常具体的降本补弊的改革方案，明确要求降低各种交易成本，特别是机构交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种中介评估成本，降低企业能耗成本，降低物流成本。

国家税务总局税务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日前撰文指出，国家要加快清缴税费的进程，切实把适合税收征管的收费项目和基金项目转变为税收。在明确政府权力、规范政府支出的前提下，应控制政府规模的扩大，降低政府强制占有和使用社会资源的份额。

刘尚希告诉媒体，从长远来看，减税仍然是必要的。然而，减税相对容易，而促进经济和社会改革就更加困难。这是减轻企业负担的根本途径，也是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